贞观元年君臣“权大还是法大”之争
本文摘要:关于权大还是法大的争论,我国古代也曾有过。当然,争论的不是县委大还是法院大,而是皇帝大还是法律大。 贞观元年,刚刚登基的唐太宗决心惩治诈冒资荫的歪风,敕令自首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诫不首者死。这敕令刚下不久,便有诈冒而又不自首的角色出现,正在火头

  关于权大还是法大的争论,我国古代也曾有过。当然,争论的不是“县委大还是法院大”,而是“皇帝大还是法律大”。
  
  贞观元年,刚刚登基的唐太宗决心惩治“诈冒资荫”的歪风,“敕令自首”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诫“不首者死”。这“敕令”刚下不久,便有“诈冒”而又不自首的角色出现,正在火头上的唐太宗,就要杀鸡儆猴。然而,法律刚刚更定,其就有为减少死刑和肉刑而增加的“加役流”(流配而加以役作)一款。同样也是刚刚上任的大理少卿(大致相当于如今的最高法院院长)戴胄就站出来说:根据大唐法律,此人不当死,而当流放。于是,在唐太宗与戴胄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权与法的争论——
  
  上怒曰:“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?”
  
  对曰:“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,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。陛下忿选人之多诈,故欲杀之,既而知其不可,复断之以法,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。”
  
  敕,就是皇帝的诏书,体现的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。“口含天宪”,对于封建皇帝来说,乃是顺理成章的事,不是连某些“土皇帝”都会说“什么是法,我的话就是法”么?按“敕”当死,依法当流,在唐太宗看来,这“法”毫无疑问地应该服从于“敕”,怪不得他见戴胄犯颜执法而怒不可遏了。但戴胄却认为,“敕”只是出于皇帝一时之喜怒,喜怒无常;法却是昭之于天下抑笮牛哂邢喽缘奈榷ㄐ浴R蚨“敕”与“法”发生矛盾的时候,理当以法为准。